1975年1月，陈永贵，一个农民的儿子，攀上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。当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，他荣升为副总理，主管全国农业。然而，这一时期，陈永贵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。尽管身居副总理之位，他却毅然放弃了副总理的薪水，转而选择领取大寨的“工分”，每月由相关部门发放一定的生活费。

1978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陈永贵逐渐失势。1980年9月，他主动辞去领导职务，原本计划回老家山西昔阳，但中央考虑到他年事已高，安排他在北京安享晚年。陈永贵不再领取副总理级别待遇，搬到了木樨地的一处公寓居住，与妻子及幼子团聚。

中央为陈永贵安排了专车与司机，司机仍然是他担任副总理时的老司机，名叫汤占兴。虽然车型由“大红旗”改为苏联产的“伏尔加”，但陈永贵对车辆的使用极其严格。他不允许妻子和儿子使用这辆车，只有在有公事需要时才会亲自驾驶，展示出对公车的审慎态度。

陈永贵的生活方式展现了一位退隐的政治家平凡而朴素的一面。他常乘坐公共汽车到菜市场，深信这样可以贴近群众，感受他们的真实生活。陈永贵下台后，看到农民生活的改善，对改革开放心存感慨，他甚至渴望能够为改革开放再做一些贡献。

1983年，陈永贵写信给中央，表达了自己仍愿意为国家工作的意愿。中央重视此事，邓公亲自批复，将他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农场顾问。虽然工作轻松，每周只需到一次农场，但陈永贵全力以赴，帮助农场解决了许多难题，例如购买农业生产资料。农场的干部对他充满感激，称他是帮了大忙的好人。

陈永贵对土地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，他更喜欢与土地和农作物打交道。工作让他的生活更加充实，每次去农场，他都忙得不可开交。陈永贵的晚年过得充实而有意义，尽管他未能戒烟，最终因肺癌于1986年离世。陈永贵被安葬在山西昔阳县大寨虎头山，他的一生，既是农民的儿子，也是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政治家。